其四，积极参与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扩大货币互换协定的签署范围，适当增加金融资源的投入，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稳定提供更多的帮助
从金融创新和金融安全角度出发，提升金融监管水平（吴晓求，2019b）。与传统银行支付相比，第三方支付操作更加便捷高效，并嵌入了电子商务和社交等互联网平台，对零售端客户有极强的吸引力，因此迅速分流了原属于银行的支付业务。
一方面，识别出具体的风险点帮助更好地完善金融监管。要以此为目标，从以下6个方面，加快推动我国十四五时期的金融改革开放和发展。不断提升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加快利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大力培育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推进存贷款基准利率与金融市场基准利率并轨。从以传统信贷业务为主导的单一金融业态，发展成为一个涵盖信贷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金融科技、财富管理、支付清算等多元化的金融业态。（4）加快货币市场子市场建设和货币政策工具创设。
（2）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化的利率决定机制。这一理念如果无法形成，就无法深刻理解资本市场在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价值，变革就会找不到正确方向（吴晓求，2019b）。事实上，伴随着对外金融的进一步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逐步实现，借助G20峰会、IMF改革进程、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框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一路一带倡议等国际性和区域性安排，中国正在努力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并在国际事务中享有更多的话语权。
不过，如何提高这些政策工具的效果，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区域性或集团性货币金融合作安排的出现，是对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机制的补充。加强区域性货币金融合作，积极推动清迈协议多边化进程的具体实施，加快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的机构建设，为亚洲货币基金的最终设立创造条件。所谓全球金融治理（Global Finance Governance），是指各国通过签署协定等方式形成特定的制度、规则和机制，对全球货币事务和金融活动进行管理，以维护全球货币和金融秩序的稳定和公平，进而推动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等各个领域的健康发展。
相应地，进一步提高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比重，继续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尽管挂钩的比例已经从最初的90%降为70%，但仍然不足以鼓励有关国家在危机时申请使用。
10年前，巴瑞·艾青格林在《嚣张的特权》一书中曾颇为乐观地预言，2020年美元在全球储备体系中的比重将显著下降，欧元和人民币的比重将相应上升。从历史经验可知，回归国际金本位方案并不具有可行性。其三，积极推动IMF和世界银行集团的份额和投票权改革，力争在第16轮总检查中进一步提升中国的份额和投票权，使其与中国经济总量和开放程度等指标保持一致，加快推进这两个国际金融组织的治理变革。近日，IMF执董会正在对增发6500亿美元等值SDR的提案进行讨论。
问题三：如何建立和健全全球金融安全网，以防范日趋明显的流动性冲击 自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伴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稳定频繁遭遇冲击，货币危机不断发生。其四，积极参与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扩大货币互换协定的签署范围，适当增加金融资源的投入，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稳定提供更多的帮助其次，如何形成一个各国均应遵守，但也能适当体现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特点的国际标准。实际上，在过去几十年间，工业化国家的资本周期性地大规模流入和流出新兴市场，在很多国家引发了宏观经济不稳定，并构成资产价格泡沫生成与破灭周期（Boom-bust Circle），最终基本上都以金融危机收场。
作为应对，美国从其自身角度出发，实行了极端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2020年3月，新冠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后，全球金融市场剧烈动荡。
目前，这一网络由全球多边机制、区域金融安排以及国家之间签署的双边互换协议等多层次救助机制所构成），着力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仍然需要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创新。其二，积极参与G20框架下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不断推动政策对话机制的完善，提升其机制化水平和政策对话效果。
其四，积极参与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扩大货币互换协定的签署范围，适当增加金融资源的投入，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稳定提供更多的帮助。近年来的不少实证研究发现，资本自由流动与经济增长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其包含的政策含义值得我们深思。所有这些措施都有一定的作用，但总体上并不充足，不能完全避免货币金融危机的发生。此外，上述的一些工具或途径，还存在较大的约束和使用成本。对这两大国际组织的份额和投票权结构进行改革，使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已是大势所趋。其五，继续审慎推进资本账户可兑换，扩大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同时不断扩大在跨境资本流动和金融服务领域的国际监管合作，在数字货币跨境流动等新兴领域的监管合作方面，提出建设性方案。
改良的美元本位制方案需要美国进行自我纠正，基本上也没有现实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以及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金融动荡的频繁发生都表明，霸权稳定论并没有获得有效验证，美元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并不是一个具有内在稳定性的制度框架。
事实上，伴随着对外金融的进一步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逐步实现，借助G20峰会、IMF改革进程、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框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一路一带倡议等国际性和区域性安排，中国正在努力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并在国际事务中享有更多的话语权。不过，从上世纪60年代初期罗伯特·特里芬提出两元悖论，到近年来约瑟夫·斯蒂格里兹、周小川等学者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讨论，都提出了相反的观点。
长期以来，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金融治理框架的最主要特征。从目前看，二十国集团（G20） 可能是最重要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
不过，这个方案将会在多长的时间内实现也尚难预料。相比之下，多元储备货币方案是相对可行的选择。而未来美联储一旦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资本大量从新兴市场流出将不可避免，这些国家货币的汇率会再次面临动荡。在长期发展融资方面，除了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放银行、泛美开发银行这些较早成立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外，还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即金砖银行）等。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美国国内政治力量的阻扰，这方面的改革至今没有结果。会上还提出了全球金融监管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改造金融监管架构，加强对宏观审慎风险的识别和管理。
理论上，通过货币竞争，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将会变得相对自律，同时特里芬难题将会因为被多种货币分担而变得相对缓和。张礼卿，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外汇》2021年第7期 进入专题： 金融治理 。
如果获得批准，SDR的储备资产地位将会得到进一步提升，并有望成为多元储备货币（资产）方案的一个成员，甚至重新燃起人们对超主权货币方案的希望。高度重视全球金融监管框架的建立，无疑是全球金融治理方面的一项重要内容。
总体上看，G20在推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方面（特别是在危机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如何提高这些政策工具的效果，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对于这一体系的稳定性和公平性，经济学家之间并没有形成共识。问题三：如何建立和健全全球金融安全网，以防范日趋明显的流动性冲击 自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伴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稳定频繁遭遇冲击，货币危机不断发生。
问题四：如何对现行的国际金融治理机构进行改革 为了在战后对国际货币秩序进行重建，在美国主导之下，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44年应运而生。尽管挂钩的比例已经从最初的90%降为70%，但仍然不足以鼓励有关国家在危机时申请使用。
首先，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使各项监管设想得到有效的实施。单一世界货币和基于SDR的超主权方案虽然可以彻底解决特里芬难题，但需要主要经济体具有足够的政治意愿，也许经过长期努力有可能实现。
在2009年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与会各国一致同意在原先的金融稳定论坛（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基础上创立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作为促进全球金融监管的主要机构，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对全球金融风险预警并提出解决措施。前者如清迈协议及其多边化（CMI，CMIM），后者如美联储主导的14国货币互换协定、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BCAR）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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